创新时代来了吗,科研通市场缺条快速路

  中国青年报4月28日T1版讯 最近一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传递出一个让48岁的高校教师赵国锋异常兴奋的政策信号: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和离岗创业,经同意离岗的可在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
  教育科技界认为,这是在与近一个月前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相呼应。在这份被称作创新驱动顶层设计的文件中,明确提到,符合条件的科研人员经所在单位批准,可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保留基本待遇到企业开展创新工作或创办企业。
  这些话,赵国锋足足等了17年。1998年,这名南开大学教师在政策尚未放开的年代,便踏上了“到企业开展创新工作”的道路。于是,他多了一个身份,上市公司的老总——一个安在大学教师头上一度不被认可、甚至有些见不得光的身份。
  时过境迁,曾经的尴尬身份,如今或因为政策的放开成为一种美誉。赵国锋和像他一样的高校科研人员,则经历了一番对创新的坚守。
  今天,他们终于迎来属于创新者最好的时代。

科报四问两会:职务科技成果改革如何落地?

在王东风看来,即使参与转化,科研人员的收益也比较低,还要承担转化失败带来的风险,导致其转化科研成果的积极性不够。有人质疑,高校教师、科研人员拿着国家工资,研究成果属于职务发明成果,属于国有资产,知识产权也属于国家,因此转化科技成果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科研通市场,缺条快速路 “振奋啊!”
国务院日前下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后,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党委书记孙大海第一时间在微信朋友圈中进行了分享。
联想到此前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专门讨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孙大海心里很高兴。“这说明国家正式吹响了创新驱动的号角,大量被锁在抽屉里的科技成果有望加速转化,创新孤岛消失了,发展才能更高效。”
科技成果“沉睡”实验室 企业不得不重复搞研发
发明了临床认可的医疗设备,却因为申请不到仪器注册号、不能在市场上销售,北京东方双冠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在全国首创了皮肤图像诊断仪的企业快支撑不下去了。
研发搞得有声有色,但在与银行、融资机构谈合作的时候,却经常遭遇谈不拢,天津艾赛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卫东有点无奈,“科技成果转化一直是科技企业的痛点。”
“创新链上有两个阶段,一是取得发现、成果、专利等,二是组合各种要素加工成为市场接受的产品。前一阶段相对容易,第二个阶段比较难,这就形成了创新孤岛。”天津市科委基础研究处处长高宁说起创新孤岛,眉头紧锁。
科技经济两张皮的现象,在全国并不少见。据统计,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大量成果“沉睡”在实验室,成为许多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尴尬。科研院所好不容易做出了成果却难以转化为生产力,辛勤付出难以在收入上有所体现,影响积极性;企业想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攥着资金却不知道去找谁,或者产品科技含量在低位徘徊,或者耗费人力物力重复搞研发。
创新孤岛的存在,不仅耽误供需对接,还导致一些科技成果“沉入海底”。湖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王东风介绍,在技术更新换代不断加快的今天,科技成果的“价值窗口期”非常有限,一旦错过将导致大量科技成果价值的贬值甚至消失。高宁举例,“现在人们使用的镍氢电池大多依靠储氢合金材料的技术,我国以南开大学为代表的科研院所做了很多研究,技术也很前沿,但是由于没有及时开发出相应产品,后来让日本在这个领域占了先机。”
析 重论文轻转化、审批手续繁琐不利转化 转化有风险、价值评估难导致合作分歧
从实验室到市场,为何道路泥泞难行,业内人士不断反思。
在王东风看来,“根本原因是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科研院所与产业、企业各搞各的,没有深度融合。”龚卫东持类似观点,“科研人员大多埋头科研,对市场的需求不太关心,或者把握往往不准确。这就导致很多科研成果不太适应社会的需求。”
“长期以来,给科研人员评职称、落实工资待遇,都不突出科研成果对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而是过分看重学术论文。”高宁说。孙大海也认为,以论文为导向便导致很难出现具有创新性的成果,即使有这样的成果,也没有意识去转化,于是变成了“锁在抽屉里”的成果。“此外,按现行规定,申请科研经费的时候可以填购买仪器、差旅费等,但是不能填用于科研成果转化,更打击了转化的积极性。”孙大海说。
审批不畅也给转化设置了障碍。王东风介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业内把科技成果当作有形资产,要处置的话需要层层报批,而且手续繁琐。“一个科长就能导致孤岛。”孙大海认为,有些政府部门服务意识较差,包括注册公司、工商、税务等方面的审批程序多、速度慢。
在王东风看来,即使参与转化,科研人员的收益也比较低,还要承担转化失败带来的风险,导致其转化科研成果的积极性不够。“有转化成功的,还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如果入股,要先交纳保证金,等于还没有看到实际回报就要科研人员承担风险,这些障碍都缚住了大家的手脚。”
高宁认为,传统补贴式的方式不能支撑成果转化,应通过市场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进入技术创新领域。然而,这并不容易。龚卫东介绍,“目前来看,金融机构热情不是很高。因为科研成果出来后,不代表马上能盈利,投资方出于风险考虑不会轻易投钱,或者要给科研方增加附加条件,设置一个盈利目标。这对于科研方来说接受难度比较大,因此合作的分歧就会非常大。”
此外,对科研成果的评估分歧也是转化的绊脚石。科研方认为自己的技术很值钱,但投资方认为一般,这就很难达成合作。
解 将科技成果的处置权下放至个人 培养技术经纪人促进产学研沟通
近两年,湖北省印发了《关于印发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的通知》《关于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湖北省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资产处置与收益分配实施细则》等政策,被视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探路石。
授予高校、院所研发团队研发成果的使用权、经营权和处置权,遵从市场定价,可以选择协议定价或者挂牌转让方式;科研方所得不低于转换收益的70%,最高可达99%;支持高校、院所科技人员创业,正常晋升,5年内可回原单位,有贡献突出的可破格评定职称;在鄂转化科技成果,在取得创办企业或投入受让企业的股份和出资比例时,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王东风介绍,一系列组合拳,从人事、财税制度各方面,打破了创新孤岛的状态。
据不完全统计,政策实施以来,在鄂高校院所出台相关细则38项,新创办企业243家,转化成果853项。2014年,湖北登记重大科技成果1778项,同比增长9.6%;技术合同签订数21520项,同比增长44.3%;技术合同成交额601.74亿元,同比增长43.6%。
“利益如何分配?科技成果转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我国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是1996年修订的,王东风希望国家尽快出台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明确权属。孙大海建议,除了军工、保密、国家战略等成果之外,其他政府项目成果的处置权应该交给科研人员本身。
有人质疑,高校教师、科研人员拿着国家工资,研究成果属于职务发明成果,属于国有资产,知识产权也属于国家,因此转化科技成果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北京东方硅谷科技开发院院长汪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不但能成就一批“科技致富”的典型,更能让科技成果中的国有资产存量得到巨大增值,“国家可以从分红中获益。让科研成果烂在实验室、保险箱,才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汪斌说。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离不了对知识产权的强力保护。”天津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技术转移中心主任杨明海介绍,专利等知识产权的许可和转让成为国际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评价的重要指标。《拜杜法案》对美国科技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法案规定,对于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完成研究的大学、小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可以拥有知识产权。在厘清科技成果处置权属等核心问题之后,在科技成果和市场之间架起一条快速通道。在《拜杜法案》公布后,1980年—2000年,来自美国大学申请的专利增长了10倍,成立了2200家公司,每年产值400亿美元。
应用研究可以从科技成果转化中获利,与市场关联较少但十分重要的基础研究会不会日益冷落?海军网络安全与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认为,二者应该“分而治之”,用国家财政给基础研究“开小灶”,让甘坐冷板凳的人没有后顾之忧;鼓励应用研究走市场化道路,从成果转化中获利。
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如何沟通更有效?“技术经纪人”或许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杨明海和高宁都注意到,我国专门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机构数量少,而且专业的技术经纪人匮乏,缺乏技术、法律、金融等方面的综合知识,市场灵敏性、项目遴选能力、实战能力都有待提高。而现在杨明海所在的天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正致力于培养专业的技术经济人团队,支持科技成果的转化。
“想要打破创新孤岛,加大金融与科技的合作力度刻不容缓。”高宁介绍,天津率先成立了科技金融处,以科技金融结合助推企业创新,利用金融支撑科技成果转化。据介绍,2014年,共举办1072场对接服务,帮助8320家企业实现融资289.54亿元,作用显著。

在政策空白处闯出一片天

■本报记者 王卉

标签: 实验室

  17年前是另一番景象。
  赵国锋那时刚刚博士毕业,身边的同学都纷纷出国深造,而他却留在学校做起了教师,而且,还没有因此“安分”下来。
  他选择边教书边创业。这遭到了学校老前辈和家庭的一致反对。有人担心他:踩着政策红线过日子,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吃不了兜着走;有的则不理解他的做法:捧着一个铁饭碗,还到市场上折腾?
  也有讥讽之言,说他这种做法是对高校学术殿堂的玷污——教授就是教授,不能当“学术混混儿”,一边在学校里教学拿工资,一边在企业当老总……
  1998年,赵国锋的职称是副研究员,在其后的学校职称评审中,一位院士说了这么一句话,“‘教授’应该留给那些专职做学问的人”。
  因为这句话,赵国锋的正高职称,5年后才有着落。
  但他并不后悔,他告诉记者,“一年发几十篇文章,可以评职称,但有什么用呢,这些高不成低不就的‘科学成果’,既不能引领科学进步,也难以给社会生产带来帮助,甚至可以说,就是种资源浪费。”
  这并非危言耸听,即便是现在,这种现象也或轻或重存在着。以赵国锋所在的南开大学为例,该校2005~2009年5年内重大项目的累计投入资金近3亿元人民币,但这些重大项目的成果转化率平均为18.5%,产生重大效益的比例不足3%,科研项目与市场实际需求相距甚远。
  全国范围内亦然。根据科技部一项研究,我国每年有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3万多项,但能大面积推广产生规模效益的占10%~15%;每年专利技术7万多项,专利实施率仅为10%左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左右,高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的贡献率。
  赵国锋不愿做“资源浪费者”。1998年,他发起成立天津久日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生产农药产品,14年后,这家公司作为天津首家企业挂牌新三板正式上市,如今市值早已达亿。
  在那个政策念紧箍咒的年代,大学创新者依靠他们的魄力和智慧,也能创造奇迹。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张建胜和团队设计出“清华炉”,成为世界首台水煤浆水冷壁气化炉。
  张建胜团队把这项技术转让给了企业,却不是一锤子买卖——技术转让费为一次性的4100万元,但张建胜团队没有就此放手,他们还要就这个项目做进一步研究,于是,转让的企业每年返还1000万元的利润,交由张建胜他们继续研发。
  “我们的初衷不是挣一张单子的‘快钱’,而是要在最大程度上给科技研发带来保障,也给社会带来了最为可能的辐射效益。”张建胜说。

就在两会前夕,四川省相关官员又赶到北京,与相关部委沟通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原因在于,职务科技成果改革还是落不了地。

不断向观望者发出刺激的信号

为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西南交通大学已进行了5年的“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探索与试验。2015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在认真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决定在该省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内进行“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试点。

  当然,创新时代到来之际,人们更多是在扮演观望者的角色。
  比如,一些兼职党政干部的专业技术人员就在犹豫不决,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说,“他们是双重身份,但很多时候也是做科研的主力。”然而,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党政干部不得到企业去兼职,但如果有关法律最终落实的话,允许高校里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到企业担任职务,那么,这些具有双重身份的科研人员,能否去企业兼职呢?
  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处副处长蒋兴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尽管人们还在期待细则,但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的政策信号在不断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观望者发出——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其中提到,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2014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深化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同年9月,财政部联合科技部等出台《关于开展深化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决定在试点单位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用于奖励人员的股权超过入股时作价金额50%的,按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有关规定,由单位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科技成果所有权究竟归谁、处置权到底如何执行、成果收益比例如何划定,曾被认为是阻碍科技人员积极性的“三座大山”。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王志学曾参与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一次调研。他说,调研过程中所听到的各种问题,最终都能集中到这“三权”上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也在一次会议上为科研人员呼吁:“我们曾到瑞典调研,他们是以创新而闻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创新收益百分之百归发明人所有,这是比较极致的,另有美国、韩国、日本等国的高校,其收益分配比例大约是三分之一,或接近二分之一,如果我们的科研人员继续沿用20%的收益比例,则明显低于大家的预期,也很难提高积极性。”
  如今,不仅部委的文件提出试点先行,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其中更是明确写道“对用于奖励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等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的收益比例,可以从现行不低于20%提高到不低于50%”:科技人员终于能堂堂正正向改革要红利了。
  而前几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提到“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和离岗创业,对经同意离岗的可在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这一让赵国锋兴奋的意见,在整个科教界掀起了波澜,也再一次刺激了观望者。
  赵国锋说,因为政策的松绑,将有一批大学教师,告别“脚踏两只船”的尴尬,而选择走入“真正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的科技殿堂,那时,大学教授再不是冷板凳的代名词,而依靠科研发家致富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也不再因此感到尴尬。
  在天津大学科研院副院长杨明海看来,这一系列的会议、文件,都无一例外地向外界传递着中央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问题上的急迫。最能让他感受到中央决心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这部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问题直接相关的法律,自1996年颁布以来,迎来了首次修订审议,并预计于2015年颁布重新修订后的版本。
  杨明海说,这部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具有“执行力”的法律,在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或能回答那些观望者的问题。
  他也期待,中央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者的支持能真正体现在立法上。

西南交大国家大学科技园副总经理康凯宁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事实上,与国务院常务会议刚确定的科技成果转化新举措类似,“‘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核心含义是,职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由职务发明人和单位共同所有。具体实现路径有两个:既有职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分割确权,以及新知识产权的共同申请。”

期待科技管理的第三次飞跃

借鉴《拜杜法案》

  杨明海把我国科技管理变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1950年至1977年,我国制定和执行了首个科技远景规划,他称之为国家科技管理工作实现的“第一次飞跃”;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至2012年,提出了科教兴国等基本国策,实现“第二次飞跃”;第三个阶段则是2013年至今,即将进入“第三次飞跃”,提出市场配置资源,边规范边发展。
  第三次飞跃的到来值得期待,但杨明海同时清醒地意识到,国内大学在技术转移方面面临着不少尚未解答的问题,比如,高校成果与企业需求有不小的距离,那些为了评职称而做出来的科技论文,能否在“创新大闸”打开的那一刻,变身为真正可应用的成果呢?
  赵国锋对此也颇有感触,他告诉记者,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长期以来实行以论文学术成果为核心的晋升机制、人才和学科评估机制,导致科研人员长期重数量、轻质量,重理论研究和论文、轻开发研究和实际应用。科研人员市场意识淡薄。
  这关系到科技评价体系的重新建立,以及科技管理思路和方式的转变。
  回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不少科技界人士将它称作中国版的“拜杜法案”。细究起来,拜杜法案的出台,不是单单对科技人员的权利、权益给予明确的法律界定那么简单,其背后折射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在科技项目和成果上管理思路的转变。
  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庄德说:“这部法律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美国政府在项目成果上的‘放权’,希望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和高校,对其持有的科研成果,由科研人员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
  “有人说,这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可流到社会上,流到这片大地上,不依然是属于我们的资产吗,而且还给社会带来了效益。”赵国锋说。
  有人称拜杜法案是“美国国会过去半个多世纪通过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此法案之前,美国经历着类似当下中国科技界的尴尬,尽管坐拥2.8万项专利,但授权商用的却不到5%。
  但后来,一条快速通道在美国科技成果和市场之间架起,并有了后来的硅谷和著名的波士顿128公路的蓬勃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该法,就没有美国今天科技创新的繁荣局面。
  赵国锋希望早日看到中国硅谷的崛起,因此,包括他在内的科研人员,期待着中国科技管理的第三次飞跃,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在人类科技革命的第六次飞跃中落后。
  这个国家,将迎来最好的创新时代。

李克强总理在2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及科技成果转化时说:“美国搞过一个《拜杜法案》,这对美国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撬动作用。像这样的国际经验还要好好研究。”

1980年,美国通过《拜杜法案》,使科技成果转化率短期内提高了10倍。而在此前的35年间,美国的科技成果专利转化率不足5%,跟现在中国的情形一样。

这项法案的主要内容是允许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以及联邦政府合同下的科研项目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大学、非营利组织、小企业所有,政府只保留一种介入权。

事实上,我国相关政府部门一直在关注《拜杜法案》。2007年,国家知识产权局还邀请《拜杜法案》主要起草人到中国访问。

我国的《科技进步法》也借鉴了《拜杜法案》,以至于有一种观点认为,现行的《科技进步法》就是中国版的《拜杜法案》。

对《拜杜法案》有多年研究的康凯宁却并不这么认为:“只能说《科技进步法》是对《拜杜法案》形式上的借鉴。‘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是美国《拜杜法案》的‘四川试验版’,它才是对《拜杜法案》实质性的借鉴。”

“美国政府这一法案的逻辑就是用税收、就业机会取得回报,而不是用知识产权取得回报。知识产权如果没人转化,就是虚幻的权利。”康凯宁解释说。

按新政策,不低于50%是要奖励给发明人团队的。“但国家工商总局不能把国有股权变更给自然人,国资委也不许可,当前科技部细则也还没有出。”康凯宁说。

换句话说,奖励没有落地,等于股权还是国家持有。

“反过来,我们让职务科技成果成为混合所有制了,后面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康凯宁说。不需要国家工商总局出面,不需要国资委参与,因为本来就是混合所有的,是发明人和机构共同申请的。西南交大定了三七开,70%的股权是发明人的,不需要国资委备案。这就是非常简单的让奖励落地的方式。

另一个好处是可以让职务发明人有很强的产权预期。“换位思考,如果你是科研人员,你还只是想发几篇科研论文吗?不会吧,应该还是想让自己的专利真正有些市场价值。”康凯宁表示。

他认为,如果在科学研究立项阶段就引入市场机制,会增加很多有市场价值的科技成果。

不该有的和希望有的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有代表委员建议,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跟劳动合同法一样,约束双方。不仅是给奖励,只要拿了国家资金从事应用技术研究,就必须强制转化。

不过,《拜杜法案》中并未见到强制转化的描述,西南交大的《拜杜法案》四川试验版也没有这种强制规定。

“给产权就是一种鼓励、一种吸引,强迫是不可能的。”康凯宁表示。因为有些成果可以转化,有些不可以转化;有些可以很快转化,有些可能需要二三十年。

现实中也不乏有些研究人员过于高估研究成果的现象。作为北京市工商联副会长、时代集团公司总裁,全国政协委员王小兰表示,应该鼓励高校院所成立‘孵化+投资’模式的孵化器,对科技成果进行中间试验、二次开发,帮助、指导科研人员进行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

王小兰还认为,应鼓励少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技人员创办、领办企业以及离岗创业,而且能走得出去,回得来;鼓励大多数科技人员参股、参办企业,在岗创业;或有中间机构或平台替科研人员去谈。

对此,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康跃虎也深有感触: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缺少科研成果转化中介机构及其机制。科研人员往往不擅长商务谈判,有投资愿望的企业跟科研人员直接进行商务谈判也有困难。“如果科研人员有类似文艺界或体育界的‘经纪人’就好多了。”

打破后顾之忧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道文看来,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对于缓解目前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促进产业升级和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实用价值。

要高效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既需要有具备市场竞争力的科技成果,也要有配套的政策和相关法规,同时要有互信互尊的市场经济文化,形成“真诚合作、互惠共赢”的市场经济,摒弃“过河拆桥、不讲信用”的短视行为与陋习。

但以往一些事例表明,一些科研人员对深度参与科技成果转化还是心有余悸。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副所长吴金水有所体会:“没有发明人参与,成果应用做不好;科研人员直接参与又有很大顾虑,如果到公司兼职、入股,审计会过不了关。原因在于国家相关政策不配套。”

此外,往往有些科研人员通过成果转化挣钱多了,在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中会受到负面影响。“挣到银子,就不给你面子了!更别想帽子了!”康凯宁说。

康跃虎建议,各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等要切实转变大家“心理不平衡”的问题,树立成果转化光荣、创业者光荣等风尚。

出台的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要想落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要打通法律通道,让科研人员“阳光灿烂”地分享这些奖励,而没有后顾之忧。

但现行法律并不支持“职务科技成果的混合所有制”。它只支持奖励,给分红,不给知识产权。

成都市某公司非常希望西南交大某教授团队的项目成果能评估作价入股该公司,但由于职务发明专利权评估作价入股形成的国有股权奖励审批手续复杂,一直未能如愿。2010年,西南交大将该项目作为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试验的第一个案例,成功将学校持有的专利变更为该教授团队与学校共同所有并经评估作价入股该公司,终于在2014年完成了产品化,现已实现销售收入近3000万元。

“不能把创新劳动价值等同于一般劳动价值,给点奖金就行了。应该通过奖励知识产权,通过市场机制体现创新劳动价值。”康凯宁认为,由于受到《专利法》的限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并没有像《拜杜法案》那样涉及所有权。“希望国家立法机关充分提炼基层科技成果转化经验,朝所有权变革方向修订《专利法》。”

《中国科学报》 (2016-03-09 第1版
要闻)相关专题:两会上的科教大咖,他们说了啥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