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院邀海德堡大学教授做客明辨大讲堂,以学术为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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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7日在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通识课“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上,刘擎老师所做《韦伯〈以学术为志业〉解读》讲座的整理稿及现场问答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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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7日,社会学院举办第十一期明辨大讲堂,邀请社会学家、德国海德堡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施鲁赫特,与师生分享对社会学家韦伯的演讲《以学术为业》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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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有网友爆料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院长张辉涉嫌存在学术不端问题。作为翟天临曾经的导师,张辉再一次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有网友戏称,翟天临博士是打响了“教育反腐第一枪”。

  施鲁赫特教授介绍,《以学术为业》是韦伯在1917年11月9日所作,当时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德国大学里的年轻一代普遍感到困惑:成为一名职业人意味着什么?韦伯希望通过演讲激励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一代,为其廓清道路。在演讲中,韦伯从外部条件入手,将德国和美国的教育体系作为两种极端的例子进行比较,总结了当时德国教育体系转型的特点,并指出转变给年轻学者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刘擎(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与资产雄厚又轻而易举拿到学位的演员相对的是,更多的真心热爱学术的学生,却在屡屡自问,学术究竟带给了他们什么。在知乎上甚至有这样一个提问:“穷人家的孩子想读博,怎么对抗愧疚感?”

  施鲁赫特教授指出:韦伯认为,我们需要将学术作为一种天职,即使这种“奇怪的兴奋”会被局外人所嘲笑。韦伯还比较了将科学作为天职与将政治和艺术作为天职的区别。施鲁赫特教授介绍,与政治家相比,科学家要避免自己有价值判断;与艺术家相比,科学家约束于进步的过程,这意味着科学家所获得的成就不会永远持续,而真正的科学家是希望被人超越的。

在樱花盛开的下午,有这么多人到这里来听这样一个讲座,想必大多怀着追求学术理想的热忱,但今天的讲座说不定会有泼冷水的效果。萧老师组织的这门课是“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关于学术伦理,有一些最基本的规范要求,但在更高的意义上,我们要追问学术有什么伦理价值?一个学者要有什么样的伦理精神?我相信韦伯的演讲在这两个层面上都对我们有所启迪。

的确,在现代世界,学术并不能带来相较富足的生活,也不能带来的显赫名望。那么,学术今天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韦伯有一句名言:“科学推动着世界的祛魅。”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未知和神秘的力量,原则上我们可以通过计算知晓一切。施鲁赫特教授解释,现代科学是一个与其他价值领域作斗争的价值领域之一,而这种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且现代科学只是其中的一个价值领域而已。

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就是在1917年11月7日晚上,韦伯在慕尼黑的施泰尼克书店的报告厅,主要针对的是慕尼黑的青年学生,做了“以学术为志业”的主题演讲,当时也有非常多像雅斯贝尔斯、卢卡奇和洛维特这样的重要学者在场。一年多后,他又在同一个地方,做了“以政治为志业”的主题演讲。后来,这个演讲被结集成册,史称为“韦伯的志业演讲”,是20世纪西方思想的经典文本。

一百多年前,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们作了《学术作为志业》的着名讲演,他审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引导人们走向清醒,认清现代世界的特征和自身的处境,从而在良好的现实感中寻求有限的希望。

  “在上帝和这些神的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科学,而是命运。”对于韦伯的这一结论,施鲁赫特介绍,韦伯是从巫术性的多神论到伦理性的一神论,再到祛魅的多神论。而韦伯认为现代科学贡献有限的原因在于,现代科学是基于假设和概念以及理性的实验之上的,只能生产出有条有理的、可控制可批判的知识,因此现代科学必须要有责任感,且要更加清明,即对自己更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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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鲁赫特教授介绍,《以学术为业》出版后,受到很多批评。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更需要的是一种价值判断。他指出,韦伯一百年前提出的三种趋势:美国化、专业化、经济化今日已成现实,这三种趋势的实现也使得小科学走到了大科学。

1917年,韦伯。

作为人群焦点的韦伯

一、志业演讲的背景与基调

祛魅时代的学术与政治

我们所期待的著名演讲,往往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动人辞章,比如像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但韦伯的演讲与此不同,似乎故意要抑制听众的激情,有一种格外冷峻的基调。理解这个基调,是解读韦伯这两个演讲的钥匙。两篇演讲的开头很相似。都用了一种非常迂回的、有学究气的开场,他好像不直接回答关于“如何做好学术研究?”或者“如何从事政治事业?”这些问题,虽然他明白年轻人总是期待一个答案。

刘擎

在1917年做“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德国在战场上还有赢的希望;到了1919年讲“政治作为事业”的时候,德国已经战败了。当时整个国家是非常迷茫的,非常期待韦伯这样的人物对“我们应该怎么办”给予一些回答,但韦伯这个时候说“我大概会让大家感到失望”。韦伯很清楚,听众非常希望他能对当下的政治局势发表一些意见,但他一开始就说:我不会满足大家的期待,我可能会让大家感到幻灭。那他为什么要拒绝迎合大家的期待呢?这和演讲的时代背景有关。

1917年11月7日,在德国慕尼黑市的斯坦尼克艺术厅(Kunstsaal
Steinicke)举办过一次演讲,主题为“学术作为志业”。听众席挤满了年轻的大学生,还有不少着名的学者,因为主讲人是当时德国负有盛名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一个真正学者的伦理精神是什么?

一年多之后,韦伯在同一个地方又做了一场演讲,题为“政治作为志业”。这两篇演讲后来结集出版,被称为韦伯的“志业演讲”,成为二十世纪西方着名的思想文献,获得了经典地位。

韦伯见证了德国的巨大变迁。20世纪初德国经济迅速崛起,1913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第二年就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思想文化界,出现各种各样对立的思想流派,各种争论不休的观点,德国在精神上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在战争的阴影下,在思想争鸣的背景下,年轻人非常迷茫,非常希望有像韦伯这样的导师,能够以先知般的确信给他们清晰的方向,给纷乱的问题以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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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自己是一个魅力型人物,他完全有能力去做一篇激情洋溢的演讲,来满足年轻人心愿,但他有意识的选择了这种格外冷峻的基调,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德国思想界的危险氛围:一面充满了狂热和骚动的情绪,很容易让煽动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们编织的幻觉、散布的言之凿凿的错误答案,误导年轻人建立一种虚假的希望而走向狂热;另一面有些人散布貌似深刻的虚无主义,使年轻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观和绝望之中。韦伯非常清楚,当时年轻人所面临的这种状态。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德文版第二版封面

韦伯的困境在哪里?德国当时的困难局面是不可回避的,但他不想让年轻人绝望,所以他要非常小心:一方面要面对真相、不回避也不粉饰;但另一方面,告诉年轻人真相,不是让他们绝望。他要做的正是对当时思想界的这两种潮流的对抗和抵挡。对学者来说,这里其实涉及到我们的学术伦理,
学者最高的伦理原则就是“智性的诚实”或者叫“思想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他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是多么严酷,但同时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吓倒。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们清醒、清澈、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以后伤感、绝望或者陷入狂热。

理解韦伯的思想,有必要了解他的生平。韦伯出生于1864年,学术生涯起步很早,25岁就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不久之后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1894年就被弗莱堡大学聘任为正教授,两年多以后又获得了海德堡大学一个重要的教授席位,当时不到33岁,令同辈学人望尘莫及。但很可惜,1897年秋季韦伯患上了精神疾病。那一年他父亲去世,此前父子俩有过激烈的争吵,却再也没有和解的机会,这给韦伯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冲击,引发他了的抑郁症。

2.审慎的辨析与告诫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他时而处在精神崩溃的状态,完全停止了学术工作。学校为挽留他,给了他三年的带薪假期,但最终他还是辞去了教职。1902年韦伯开始康复,虽然有轻微的反复,但已经能重新投入工作。

韦伯在这种冷峻的基调下,想要解释无论做学术还是做政治,都是非常困难的,但又是十分有价值的事业。如何能够同时抵制狂热与绝望,韦伯选择的方式就是做审慎的辨析,就是在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中仔细分辨什么是可为的、什么是不可为的,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以及从它们之间的界线,最终去发现我们能够做什么。因此两篇志业演讲都是以审慎的告诫收尾。

1903年他担任了重要的学术编辑职位,同时开展基础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但直到1918年他才重返大学,先是在维也纳大学授课一个学期,后来接受了慕尼黑大学的正式教职。但不幸的是,这个教职他只做了一年。韦伯染上了当时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引发肺炎,于1920年6月14日去世,年仅56岁。

在《以学术为志业》的结尾,他引用《以赛亚书》中与守夜人的问答:“
‘守望的人啊,黑夜还要多久才会过去呢?’守夜人回答说:
‘黎明就要来了,可黑夜还没过去。如果你还要问,那就回头再来。’”他告诫听众说,如果你们要期待新的先知、新的救世主,那还早着呢,黑夜还没有过去。他是击碎虚幻的妄想,唤醒你面对现实;但韦伯同时又告诉大家,黑夜是等不过去的,在黑夜里,我们仍然应当做自己能做的事。这是一种鼓励,一种激发,一种审慎的、踏实的积极态度。

韦伯的思想生涯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学术界常常将他与马克思和涂尔干的名字放在一起,并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但韦伯的研究横跨了经济、政治、历史、宗教和哲学等领域,甚至对古典音乐也有独到的研究,他是一位博学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在《以政治为治业》的结尾,他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诗句,那是首赞美爱情萌生在春天、成熟于夏日的诗篇。他说,政治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那就太美妙了,但是这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德国迫切需要真正成熟的政治家,但是现在没有出现。韦伯当时预言说:10年之后再回来,会怎么样?情况可能会更糟,那时候可能已经是反动岁月降临我们头上很久的年代,今天我们的大部分希望都会落空。大家知道,10年之后就是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兴起的时候,他说:“但等待着我们的不会是
‘夏日将临’,而是
‘冰冷难熬的极地寒夜’。”这是相当暗淡的前景,但即便如此,他仍然阐明了政治成熟的标准,并坚信唯有达到这样的标准,政治家才值得被给予最高的敬意。这里表现出一种审慎的消极态度,同时还蕴含着告诫。

第二,韦伯广泛介入了公共讨论,在报刊上发表过重要的政论文章,还直接卷入了许多政治活动,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军,参与野战医院的管理和建设,作为德国战后谈判使团的顾问参加凡尔赛和会,以及讨论起草“魏玛宪法”等工作。

两个演讲分别以夜晚之黑暗,冬日之寒冷来结尾。韦伯以智性的诚实坦言,无论投身学术还是政治,你都会遇到艰难的局面。他没有掩饰自己悲观的看法,但在冷峻的告诫中,还是饱含了对学术和政治这两种志业的敬意。我觉得韦伯作为学者的伦理原则就是坚持“智性的诚实”,他鼓励学生去追求一种踏实的英雄主义。罗曼·罗兰说过“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韦伯心目中的英雄主义与此相近,就是在看清世界的真相之后,仍然有所作为,投身应当做和能够做的工作。

因此,韦伯不只是纯粹的书斋型学者,他还是德国当时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去世之后,他的学术和思想遗产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被视为西方现代历史上的一位思想巨人。

二、学术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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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以学术为志业》这篇演讲,从演讲题目来看,好像是针对在场的青年学生如何从事学术工作的,但后来我们发现,韦伯非常不动声色的改换了主题,从“如何做学术”转向了“为什么要做学术”,最后切入了根本性的大问题:在现代世界当中,学术本身还有什么意义?

马克斯·韦伯,1894

1.做学术的内外条件之讨论

1.世界的祛魅与现代的精神境况

演讲一开始有点繁琐,像就业指南,琐碎、相当学究气,探讨学术生涯的外部条件。他告诉你,现在的学术环境非常。当时的学术环境对一个探索知识、真理的年轻人是非常不友好的。为什么呢?他说在德国有过洪堡大学这种自由大学的传统,但现在德国大学越来越像美国那样,把学术变成一项工程,变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作。他指出学术工作外部条件的严峻性,要给那些渴望献身于学术的年轻人泼冷水。选择学术工作,投入太大,回报很少。要是把学术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太不合算了,性价比太低了。

网投十大信誉平台,韦伯的学术贡献丰富而卓越,其中对现代世界特征的洞察尤为重要。在《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中,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着名段落:“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袪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ffentlichkeit)隐没。”在这里,“世界被祛除了迷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极为凝练地表达了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根本判断,也是影响深远的一个见解。

既然外在的环境是那么严峻,那么能够支撑你投身学术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源自于内心的真正热爱。于是,他就转向了对学术内在条件的讨论,对学术的热爱和激情,但这种热情不是所谓个人性情的展现、不是一场表演、不是学者对自身的那种沉湎和自恋,而是忘我的,是朝向学术本身的,接近于一种类似信徒对宗教的虔诚。这就是所谓“志业”的意思,接近于“天职”。如果学术是值得献身的志业,你有信徒对宗教般的激情奉献于它,那么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是,到这里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了:
凭什么学术可以被当成志业?学术究竟有什么独特的价值以至于能够让人对抱有神圣的信念和持久的信心?学术为什么能值得你奉献呢?到这里,韦伯演讲转变了主题,从如何做学术,变成了为何做学术,这是根本性的大问题。

但“世界的除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用简单的比喻可以这样说:现代的来临意味着一种觉醒,像是世界到了“梦醒时分”,解除了古代迷梦一般的魅力或者魅惑。在现代之前,人们生活在一个魅惑的世界中,相信其中有神存在,有精灵和鬼怪出没,灵性不只限于人类,动物也有灵性,甚至万物有灵。这些超越人类经验感知的所谓“超验”的存在,是冥冥之中难以言说的事物,却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2.学术之不可为

因此,古代世界笼罩在神秘的精神之中,让人难以理解,无法参透,也因此让人敬仰和畏惧。恰恰是这种神秘精神,将人类与整个宇宙连成一体,并从这种联系中获得生存的意义。古代人的终极价值,生命的根本意义,不是人类自足的,而是依托于比人类更高的存在,依赖于宇宙的整体秩序。人们往往通过宗教信仰和仪式,通过与超验存在的联系,确立生命的意义与目的,获得所谓“安身立命”的根基。

听到这里,你期待韦伯会讲什么呢?应该是给出正面的理由告诉你学术为什么值得奉献。可是韦伯接下来的论述既出人意料、又摄人魂魄。韦伯没有直接讲学术的神圣价值,他首先提出的是否定性的论证,告诉你“学术之不可为”,就是学术并没有人们通常所以为的那些价值。我们通常对学术抱有的一些信念,都是未经深刻反省的,许多流行的或者传统确认的价值,在现代是根本靠不住的。

后来,西方历史进入了现代。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之后,西方人越来越倾向于以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己,也就是说,越来越信奉科学的认识模式。科学是理知化活动的典型体现,依靠冷静的观察、可靠的证据、严谨的逻辑和清晰的论证。科学论述的特点是可观察、可检验、可质疑、可反驳、可修正,在根本上抵制神秘、反对迷信。

在韦伯看来,学术的界定性特征是理性化和理智化,是让世界从纷乱的迷雾状态变成可理解、可言说、可论证的事务。然后,他逐一反驳了人们对学术价值的流行意见:

在这种理性化和理知化的时代,人们很难再轻信古代的玄思妙想,不再接受各种“神神道道”的话语。世界被理知化了,也就是被人看透了。比如,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日蚀或月蚀曾被视为神秘的天象,而当现代天文学揭穿其中奥秘,这些以往“神秘”的天象变得清澈而简单,一下子就失去了迷魅之处。世界被看透了,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之处。人们相信,即有些事情一时还看不透,但在原则上终究是能被看透的,其中的奥秘迟早会被破解。

比如说,
学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自己吗?可能并非如此。理智化的进程,会让人割断和宇宙秩序的精神联系,我们反而难以整体的充分的把握世界。学术或者说现代科学让这个世界变得清晰了,在此之前,我们和这个世界的联系是整体性的,而现在我们与世界割裂开来,失去了一个整体的面向,我们在这样一种片断似的、解析之后的局部的视野之中来看自己,我们反而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个世界。所以他认为学术没有古希腊所说的“认识你自己”这样一种功能。

韦伯告诉我们,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除魅”。需要注意的是,“世界的除魅”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并不带有价值判断的倾向。

再比如,
学术的发展能够使人获得完满的人生吗?他说,以前的人过了一生好像就享尽天年了,世界上的林林总总都见识过了,过了几十年告别世界会无憾。但现代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所处的时代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小片断,在走向人生尽头的时候,死亡不再“圆满”的感觉,带给我们生命的是残缺感。

韦伯并没有说这一转变是值得庆幸的,也无意去赞颂除魅之后的世界。实际上,韦伯对此怀有复杂暧昧的态度。因为他知道,这个“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根基,而科学又无法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终极价值不再具有客观性和公共性,会让人茫然若失。

韦伯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讲起,通过一段极为凝练的思想史回顾,挑战了理智化科学的“道路”意义。科学一直被认为是通向意义、通向真善美的道路。但韦伯却阐明,
现代学术恰恰是通往破碎化、通向怀疑的道路。因为理性的发展告诉我们,真善美不是和谐的统一,而是相互分裂的,科学的真理不能告诉我们世界的意义,既没有办法为宗教和信仰奠定基础,也没有办法解决各种各样的价值冲突,更没有办法为我们选择生活的终极目标和政治判断提供必要的依据与指南。因此,所有关于学术、科学作为道路的意向,都不过是幻觉。你想象一下,台下满腔热血的要为学术献身的年轻人,在听到这一切后会是什么心情?可能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

因此,“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然而,世界的除魅是现代世界的真相。韦伯主张,无论对此感到多么无助多么失落,我们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境况。在这种条件下,学术生涯以及政治事业,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们如何从事学术和政治,都变成了极具挑战性的困难问题。

3.学术之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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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韦伯在击碎了种种幻觉之后,仍然保留了一丝希望,他说
学术确实没有以往人们所相信的那些价值,但还有三种价值依然重要。

《万物理论》

第一,是实用性的价值,能够帮助人们“计算”。学术能通过证据和分析来帮你辨析你的状况,让你更好的看清你的处境,来权衡利弊得失、控制行为。

2.智性的诚实:志业演讲的背景与基调

第二,学术具有思想方法的价值。各种学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成为扩展你思考的各种工具。比如类似变量控制这种方法,你学会了,就会使你的思维方式,变得更加老道,就成为扩展你思维的工具。以上这两种价值是非常清楚和显而易见的。对这两点,韦伯都是点到为止。

古今中外许多为人传诵的演讲辞大多具有激荡人心的力量。而韦伯的这两篇演讲则相当不同,没有去激发共鸣、感染听众,反倒是刻意回避听众的期待,抑制他们的激情。因此,这两篇演讲都有一种格外冷峻的风格。领悟这种冷峻的基调,是解读这本书乃至韦伯思想气质的入门钥匙。

第三,他认为学术的一个重要价值是使人“头脑清明”。清明是什么意思呢?韦伯认为,理性化和理智化已经让世界解除了迷魅,在这种现代境况下,学术探索无法论证人们应当皈依哪一种宗教、信奉什么样的终极价值,这就是韦伯讲的“诸神之争”局面:人们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你相信你的,我相信我的,学术对此无法做出高低对错的裁决。但韦伯认为,学术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旦你选择了某种立场,你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达成自己选定的目标,你如何才不会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与愿违;学术也有助于我们明白,恰恰因为立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思想的清明”。具备这种清明,人才能获得“内心的一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所以,学术无法解除我们抉择的负担,无法代替我们承受抉择的责任和危险,但提供了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可能结果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学术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限,但韦伯相信,在祛魅之后的世界里,“启人清明,并唤醒责任感”的事业仍然弥足珍贵,值得当作“志业”去追求。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本,会发现两篇演讲的开场与结尾都是精心布局的,它们的开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在《学术作为志业》的开篇,韦伯说他习惯用一种“学究气”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对于学术究竟有什么意义,学者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他没有直接告诉听众所期待的答案,而是要用一种迂回的、有点学究气的方式,慢慢进入主题。

三、祛魅的世界与现代性困境

类似地,在《政治作为志业》的演讲中,他开场的第一句就说,“在好几个方面必定会使各位失望”。这里“失望”这个词对应的德文单词“enttauschen”意思有点复杂,同时有“失望”“幻灭”和“挫折”的意思。韦伯知道,听众非常期待他能对当时紧迫的政治现实发表明确的见解,但他从一开始就坦言,他不准备去满足这种的期待,相反,他可能会让大家感到挫折和失望。

下面我们来谈一些背景的大问题。这些大问题构成了韦伯认为学术之不可为的深层原因。在志业演讲中有一段话被无数次引用。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因为世界已经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贵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其中“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这个论题非常有名,学术界只要讨论现代性问题都会触及韦伯这个观点,无论是否同意他。

那么,韦伯为什么拒绝迎合听众的期待?为什么要故意采用带有“间离效应”的修辞策略?在我看来,这是源自他对当时历史背景和德国局势的洞察和忧虑。

1.世界的祛魅

韦伯所处的时代,见证了德国的巨大变迁。二十世纪初,德国经济迅速崛起,在1913年超过了英国,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次年就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思想文化方面,当时的德国出现了各种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流派,有左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右翼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还有文化悲观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等等。

什么是世界的祛魅?在古代社会,人类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里,不是站在自然外面来看待它,人和自然万物是一个整体。古希腊的所谓“宇宙”,这不只是指一个物理世界,而是作为整体的和谐的秩序,包含着自然等级秩序。每个人的自我理解不是个体化的,而是就是嵌入社群中,从而嵌入在整个宇宙秩序之中,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由此获得生命的意义,这当然是非常简单化的描述,但是大体如此。在古代世界,人们生活在一个魅惑的世界中,相信有神的存在,相信有精灵和鬼怪出没,有各种灵异事件发生,而且不只是人类,动物也有灵性,甚至万物有灵。这些超越人类经验感知的所谓“超验”的存在,这些冥冥之中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这样一个世界笼罩在神秘的精神之中,让人难以理解、无法参透、说不清也道不明,既让人敬仰又让人畏惧。而恰恰是这种神秘精神,让人类与整个宇宙紧密相连,并从这种联系中获得生存的意义。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人的终极价值,生命的根本意义,不是人类自足的,而是依赖于比人类更高的存在,依赖于宇宙的整体秩序。人们往往通过宗教信仰和仪式,通过与超验存在的联系,确立生命的意义与目的,获得所谓“安身立命”的根基。

各种思潮和观点,彼此之间纷争不休,走向对立分化,德国在精神上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在战争的阴影下,在思想界充满争议的氛围中,年轻人普遍感到迷茫,迫切希望有一位伟大的导师,能以先知般的确信为他们指明方向,对纷乱的问题给予明确的答案。

可是后来西方历史进入了现代,在经历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特别是科学革命之后,西方人越来越倾向于以理性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己,也就是说,越来越专注信奉科学的认识。科学是理智化活动的典型体现,依靠冷静的观察、可靠的证据、严谨的逻辑和清晰的论证。人类从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站到了自然的外部。当然,在物理意义上,人从来没有离开地球,就是流浪地球也要带着地球一起走。但是在观念上,人类好像可以超离地球,用理性的眼光去打量审视这个世界,把世界客观化。培根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们要把大自然放在刑具上拷打,逼她说出真相。

韦伯是德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而且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讲者,他完全有能力满足年轻人的心愿,做一番才华横溢、俘获人心的演讲。但他刻意回避了感召人心的言辞,有意识地选择了格外冷峻的方式。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德国精神氛围的危险。思想界弥漫着狂热与骚动的情绪,很容易让煽动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们编织迷人的幻觉,散布言之凿凿的错误答案,鼓吹虚妄的信心,误导人们去寻求虚假的希望、走向极端狂热;或者传播貌似深刻的虚无主义,让年轻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观和绝望。

科学论述的特点是可观察、可检验、可质疑、可反驳、可修正,在根本上反神秘的。因此在这个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时代,人们很难再轻信古代的那种神秘的玄思妙想,不再能接受各种“神神叨叨”的话语。世界被理智化了,也就是被人看透了。比如,在漫长的古代,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日蚀或月蚀曾被视为神秘的天象,甚至看作是神对人的惩罚,闹出很大动静,而当现代天文学揭穿其中奥秘,我们知道,无非就是太阳、地球和月亮在一条线上,现在可以精确预测日蚀和月蚀发生的时间,完全没有神秘性可言。这些以往“神秘”的天象变得清澈而简单,一下子就失去了迷魅之处。世界被看透了,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之处。即有些事情一时还看不透,但原则上是能够被看透的,其中的奥秘迟早会被破解。韦伯告诉我们,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祛魅”,这是韦伯对现代世界的诊断。

韦伯决意要做一名抵挡者,要抵御这些迷惑对思想的腐蚀。韦伯坚信,学者遵循的最高原则是“智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是多么严酷。但同时,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所吓倒。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之后陷入伤感、绝望、虚无或者狂热。这当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种罕见的审慎与均衡感才可能达成。

要注意韦伯揭示“世界的祛魅”这个现代转变的特征,他并不是在赞颂,说这个转变是值得庆幸的。实际上,他对于世界的祛魅怀着复杂暧昧的态度。因为他知道,这个“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会让人茫然若失。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根基,而科学又不能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世界的祛魅是现代的真相。韦伯主张,无论我们对此感到多么无助、多么失落,我们都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境况。

志业演讲的冷峻基调正是来自韦伯的审慎。一方面拒绝虚妄的信心,因为他明白,在除魅之后的现代世界,以往单纯的信仰和价值不再具有不证自明的坚固性,而在德国陷入战争的危机时刻,所有紧迫的现实问题也都不会有简单明了的现成答案。

2.现代人的意义危机

在这样的处境中,无论是从事学术还是政治,前人信奉的那种明确而伟大的意义不再可信,而且在实践中会面临艰巨的挑战和考验。在此,谁要是宣称自己能够提供确定无疑的信念,给出可靠无误的答案,那就是在蛊惑人心,就是假先知。

韦伯在演讲中指出了现代世界一种深刻的困境,可以称为“知识与信仰的分裂”,这是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难题。在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界反复探讨、争论不息的许多主题,包括现代人的心灵危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政治决断论,以及极权主义的起源等等,都与这个重大难题密切相关。

另一面,韦伯同时又要抵制极端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他需要在复杂而不确定的时代中,细心分辨什么是“可知的”与“不可知的”、什么是“可为的”与“不可为的”,以及两者之间的界限,从而论证,我们在放弃虚妄的信念之后,并非无路可走,仍然可以有所作为。

真善美统一性的瓦解,是韦伯在演讲谈到的一个要点。学术知识的目标是求真,就是发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事实真相。但在西方传统的观念中,真善美是一个和谐整体,发现了事实真相,也就能确立伦理的标准,由此分辨好坏对错,而且还能够确定美的本质,从而得以鉴别美与丑。但是现代学术的发展表明,真是一种事实判断,善或美都是价值判断,三者背后没有统一的依据。韦伯在演讲中谈到,如果一名学者在“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那么他对事实理解的完整性就终结了”。这意味着韦伯认同英国哲学家休谟的观点,事实与价值属于两种不同的问题领域,前者是“实然”问题,关乎“实际上是什么”,而后者是“应然”问题,判断“应当是什么”,实然与应然之间有没有逻辑的统一性。

因此,韦伯同时要与狂热和绝望两面作战,他试图在各种蛊惑人心的喧哗之中发出冷峻的告诫,引导人们走向清醒,认清现代世界的特征和自身的处境,从而在良好的现实感中寻求有限的希望,在审慎的判断中付诸积极进取的努力。

韦伯在演讲中说到,善的事物不一定是美的,而且恰恰因为不善才成为美。他举的一个例子,是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恶的东西竟然可以绽放出美的花朵,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如果你经常去博物馆,熟悉千姿百态的“现代派”作品,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了。真善美是人类重要的三个精神领域,这三者之间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没有同样的理性基础,这种统一性的瓦解,被当代德国的大哲学家哈贝马斯称作“人类精神总体性的分裂”,造成现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

明白了韦伯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所信奉的“智性的诚实”,就能够理解他冷峻的基调,并发觉其中也蕴含着审慎进取的品格。这突出地体现在演讲的结尾之处。对照阅读两篇演讲的结尾,我们也会发现有类似之处。

现代的困境体现在什么方面呢?这关乎生命的意义问题。我前面讨论过,在古代世界中,人们将自己的生命嵌入在整体的宇宙秩序之中,与神意或天道之类的“超验存在”密切相联,由此确立生命的意义。但经过现代的转变之后,宇宙秩序被祛除了迷魅,只剩下物理学意义上的因果规律,不再蕴含任何神秘的目的和意义。现代人失去以往安身立命的根基,而又无法依靠现代科学来重建意义的基础。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理智化的科学知识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陈述,而无法回答人应当怎样生活这样的价值判断问题。

在《学术作为志业》的结尾,韦伯引用了《圣经·旧约》的一段经文,那是《以赛亚书》中与守夜人的问答:“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人回答说:“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还没有过去!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

这就是所谓“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人应当信奉什么、应当怎样生活,最终只能依赖个人的主观选择,而这种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正如韦伯所言,“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现代人拥有自由选择信仰和理想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我们可能变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选择,或者采取所谓“决断论”的立场,听凭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断然抉择。在政治层面上,现代社会也面临着多元价值冲突的挑战。

他由此告诫听众,如果你想要期待新的先知,期待新的救世主,那还为时过早,黑夜还没有过去!这是击碎虚妄的梦想,唤醒你面对现实。但韦伯同时也劝导年轻人,黑夜是等不过去的,在黑夜里我们仍然应当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这是激发和鼓励一种踏实而审慎的积极态度。

3.多元主义的困境

而在《政治作为志业》的结尾,韦伯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段十四行诗,那是赞美萌生在春天的爱情成熟于夏日的诗篇。然后他说,政治的情况若能如此就太美好了,但坦言“事情不会如此”。德国迫切需要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却仍然没有出现。韦伯预言十年之后再来回望,情况可能会更糟,那时很可能“反动的时代早已开始”,今天的大部分希望都会落空。

由于信仰无法获得理性的客观根据,人们信奉的终极价值多种多样,而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通过知识或理性辩论来解决,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在“诸神之神”的背景下,现代社会出现一个所谓价值多元主义的局面向,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有的人是追求名利地位,有的人追求商业成功、也有人献身公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理想。你会说这很好啊,每人有许多选择,更加自由了,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你说的对,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成就,但同时这种自由也带来选择的负担。我们有了许多选择,但我们没有确定无疑的选择依据。

的确,历史应验了韦伯的忧虑,此后的十年,正是纳粹势力从发端走向兴盛夺权的反动岁月。他说等待我们的不会是“夏天锦簇的花丛”,而是“冰暗苛酷的寒冻冬夜”,这是相当暗淡的前景。但即便如此,他仍然阐明了“政治成熟”的标准,并坚信唯有达到这种标准的政治家才值得最高的敬意。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反讽的现象,现代社会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又有很强的趋同特征。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终极目标的判断和选择会有很大的负担,我们倾向于悬置这种选择,我们认为可以先选择实现目标的工具手段。这很奇怪啊,你的目标还不清楚,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工具手段呢?有一样工具好像是通用的,似乎可以服务于一切目标,你肯定猜到了,那就是金钱。大部分人在终极价值难以确定的时候,会觉得无论终极目标是什么,金钱总是有帮助的。所以,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在追逐金钱这一点上,又非常趋同。

两篇志业演讲分别以“夜晚之黑暗”与“冬日之寒冷”的比喻收尾,韦伯以智性的诚实坦言,无论投身学术还是从事政治,你都将陷入艰难的局势,会经历严峻的考验。韦伯没有掩饰自己悲观的判断,但在他冷峻的告诫之中,饱含对学术与政治这两种志业的深切敬意,也因此蕴含着诚恳的激励,期望年轻人在认清艰巨的挑战之后不陷入绝望,仍然能以热情的心灵与清醒的头脑去直面挑战,怀着踏实的英雄主义,致力于这两项值得献身的事业。

韦伯同时代的一为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对金钱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货币有一种对所有价值都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中立性,所以金钱点像语言,虽然大家表达的意思多种多样,但每个人都用同样的语言,他也将金钱与上帝做类比,上帝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每个人都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做自己的事情。所以金钱具有一种“纯粹形式的抽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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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做“财务自由”,这是一种很诱人的小目标。你或许会想,我先去追求财务自由,然后就可以去实现我的理想了,先苟且一下,然后就有“诗和远方”。但后来你会发现,财务自由这条路实在很漫长,非常漫长。而且财务自由的标准是会升级的,现在你还是学生,野心不大,心想一年能拿到20万就财务自由了,等你拿到20万的时候,可能就会期待200万,甚至更多。

3.思想的清明:学术之可为与不可为


通往财务自由之路的过程,会塑造你看待世界、看待终极目标的方式。因为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主要是受工具理性的支配,效率最大化,成本收益计算,性价比最优,诸如此类。而终极关怀是困难的问题,我们就不停地把他延宕、推迟决定,最后自己的理想,所谓初心慢慢被磨损,变得难以识别,最后呢?最后大家都变成了爱钱的人。最后,金钱似乎就有了“诗意”,更多的金钱变成了向往的“远方”。齐美尔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可是现在很多人仍然在桥上,通向财务自由的路有多长,这座桥就有多长。这很难说是栖居,也很难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觉——那种丰沛的生命意义感。

《学术作为志业》的主题似乎很明确,针对在场的青年学生来讲解如何从事学术工作的问题。但我们后来会发现,韦伯实际上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从“如何做学术”转向了“为何要做学术”的发问,最后切入根本性的大问题:在现代世界中学术本身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多元主义的困境不只关怀个人的心灵生活,也对公共生活提出了挑战:具有不同生活信念和价值观的人如何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相互合作的政治共同体,这也是现代政治的难题。

演讲一开始像是“就业指南”,似乎有点琐碎,相当“学究气”地探讨学术工作的外部条件,告诫年轻人,现在从事学术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学术工作依赖于制度环境,而现在大学的体制条件不容乐观。

四、结语:强健的精神与清明的思想

德国本来有洪堡大学这种“自由大学”的理念和传统,但现在的德国大学变得越来越像美国,非常专业化,学科分工明确,像是工厂里的劳工。而且学术象牙塔的等级严密,年轻人向上晋升的过程艰辛而漫长,常常听凭运气的摆布。

如何拯救现代人的意义危机?如何克服现代社会多元主义的挑战?这些问题在二十世纪引发了学术界和思想界经久不息的热烈辩论。有人呼吁复兴宗教、回归传统,有人主张重返“古典理性主义”,试图为信仰和价值奠定新的基础。对于这些努力,韦伯大概会不以为然。因为他深信,世界的祛魅是难以逆转的现代变迁,而现代科学或学术在根本意义上无法为宗教信仰辩护,无法解决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这超出学术的有效性边界。跨越这种边界的企图,都是对“智性的诚实”的背叛。

讲述学术外部条件的严峻现状,是要对渴望献身于学术的年轻人泼冷水:学术工作投入很大而回报很少,作为谋生手段“性价比”很低,像是“一场疯狂的冒险”。韦伯告诫年轻人,不要对运气心存幻想,如果选择了学术这不归路,那就不要郁闷,不要怨天尤人。

那么,韦伯自己会如何应对现代的困境?他当然明白在“祛魅的世界”中个人与社会生活会面临何等艰巨的挑战,因此他的冷峻言说时常带有悲观的色彩。但韦伯相信,逃避或掩饰现代的困境是精神上虚弱,我们必须接受的这种“萧瑟命运”。他信奉尼采的名言,“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强度的检验”。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韦伯将如何面对艰难的抉择?他是一个决断论者吗?在某种意义上韦伯具有决断论的倾向,因为他相信终极价值没有坚如磐石的理性基础,“诸神之争”无法依据理性判断做出裁决,正因如此,个人要为自己选择的人生信仰负责,政治家要为自己行动的结果负责,而且无可推脱,责无旁贷。担负这种沉重的责任,需要强健的精神意志,一种英雄主义的品格。

既然外在条件如此严峻苛刻,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投身于学术生涯?这必定需要来自内心的支持。因此,韦伯把话题转向了“把学术作为精神上的志业”,就是对学术的热爱与激情,这种“局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标志着真正学者的人格气质。但这种热情不是所谓“个人性情”的展现,不是“一项表演事业”,不是对学者自身的沉湎自恋,而是朝向学术本身的奉献,接近信徒对宗教的奉献。

但在另一个意义上,韦伯又显示出抵御决断论的倾向。韦伯承认主观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观”并不完全等同于“任意”或“武断”,学术滋养的“思想的清明”在此能够发挥不可忽略的作用。学习神学知识,当然会有助于个人选择和实践宗教信仰,把握广博的政治学知识也必定有助于政治家做出的判断和决定,虽然知识不能代替最终的信念选择或政治决定,但抉择却因此不再是单纯的随心所欲,负责也不只是意气用事。

在此,我们就可以来解释演讲标题中“志业”这个词的意思。“志业”这个词在汉语中多少有生造的意味,对应的英文翻译是“vocation”,包含着“召唤”的涵义。志业超越了单纯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是一种听从神圣召唤、怀有信仰和使命感的精神活动,有点接近中国人讲的“神圣事业”或者“天职”。

我认为,需要把韦伯命题中蕴含的决断论的危险与他倡导的“心智的成熟”放在一起来思考。韦伯作为一个学者留给我们伦理精神的遗产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
,以强健的精神和清明的思想,直面这个没有绝对凭据的世界。韦伯以自己一生对学术的奉献,抵达了思想清明的最高境界。于是,健全的心智结合强劲的英雄品格,构成了韦伯独有的精神气质。正如大哲学家雅思贝斯所描述那样,韦伯不必诉诸幻觉,就能将自己内心的极度紧张与外部生活的多种矛盾,综合在统一的状态之中,保持精神上的宁静。他称韦伯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德国人”。

如果将学术当作志业,那么问题好像就解决了。献身于学术似乎就有了明确的理由:就是对学术本身不计功利得失的激情,来自“为学术而学术的”的信仰。但恰恰在这里,更重大的问题出现了:凭什么学术能够作为“志业”?学术本身究竟有什么独特的价值,以至于能让人对它抱有神圣的信念和持久的信心?

韦伯看到了现代性的挑战,这是极为困难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讨论当然也不可能找到确切的答案。作为结语,我想引用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诗句,“我们将不会停止探索,而所有探索的终点,都将抵达我们出发的起点,并第一次理解了这个起点”。如果这次讲座,能够帮我们理解我们问题的起点,那就很有意义了。

由此,这场演讲就从一个“就业指南”转向真正核心的问题:学术究竟有什么意义?韦伯接下来的长篇论述,既出人意料,又摄人心魄,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否定性的论述,论证学术并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那些价值和意义。在揭示了种种错觉和误会之后,韦伯转向了肯定性的论述,试图最终阐明,学术还可能有什么意义、为何还能作为“志业”值得我们奉献。

谢谢!

韦伯的否定性论述可以称作“学术之不可为”。他出乎听众的预料,没有去为学术的神圣价值做辩护,相反,他试图揭示,通常人们对于学术抱有的那些信心和信念是未经充分反省的,传统所确认的学术价值在现代世界中可能根本不可靠。

【部分内容取自作者在“得到”App订阅专栏《刘苏里·名家大课》中所主讲的韦伯志业演讲导读。】

他首先将学术界定为“理性化和理知化”的工作,然后逐一反驳人们对学术价值的流行理解和传统认知。比如,学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吗?韦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理知化进程中,人割裂了与宇宙秩序的精神联系,我们反而难以整体性地、充分地来把握世界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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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学术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完满的人生吗?韦伯认为不能,相反,由于学术发展,我们的人生反而难以完满了。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对世界是相对熟悉的,过完了一生会有一种“享尽天年”的感觉。而现代知识的不断更新,带给人们“日新月异”的感受,一切都是速朽的,于是我们过了一生,也只能理解人类文明进程之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死亡不再是“圆满”而是中断,生命的意义未曾充分实现,因此有一种残缺的感觉。

韦伯发表“以学术为志业”演讲的慕尼黑施泰尼克书店的报告厅。

更为重要的是,从讨论柏拉图着名的洞穴寓言开始,韦伯打破了人们长期信奉的关于学术的传统神话。大家或许知道,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开头讲述的洞穴寓言中,被禁锢在黑暗中的奴隶,走出洞穴看到了太阳,发现了最高的真善美。这个寓言是西方思想“启蒙”的原型,而理知化的进程就是从洞穴向上攀登、迎接光明的历程。

现场问答

因此,以理知化为特征的科学或者学术一直被认为具有“道路”的意义,由此通向真理、善和美、“通向真实的存在”、“通向艺术真实”、“通向自然”、“通向上帝”或者“通向真正的幸福”。而韦伯以极为凝练的思想史分析,阐明了现代学术恰恰是通向“意义破碎化”的道路,是通向“怀疑”的道路。因为理知化发展的结果表明,真善美不是和谐的整体,而是相互分裂的,科学真理不能告诉我们世界的意义,无法为宗教或信仰奠定基础,无法解决多元价值之间的纷争,也无法为我们选择生活的终极目标和政治判断提供根本的指南。因此,所有以往对于“道路”的理想都不过是幻觉,学术已经失去了传统期许的价值和信心。

问:老师你好!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要如何化解学术与学术之外的其他事务之间的张力?如何去平衡现实生活和理想之间的关系?

想象一下,假如你是当时台下的一名听众,会不会有一种幻灭之感?所幸的是,韦伯在击碎了种种幻觉之后,仍然保留了一些希望。他指出,学术虽然不具有人们以往相信的意义,但仍然有三种价值。第一是实用性的价值,学术能够帮助人们“计算”,能够通过证据和分析来辨析状况,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处境,从而有效地权衡利弊和控制行为。第二,学术具有思想方法的价值,能促进思维训练,扩展思考的工具。这两种价值浅显易懂,韦伯只是点到为止。最后他阐述了学术的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益处,在于使人头脑“清明”。

刘擎:这个问题很难泛泛而谈,每个人的处境是非常特定的。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并不那么困难。比如说在学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从来就是“人生赢家”,天赋好而且运气好,从小到大一路在名校就读,很早就发表著作,各种各样的光环都笼罩过来,这种人是很幸运。但更多人的是历经坎坷坚持走下去的。韦伯给我们的启示大概有两点:第一,对于终极性的问题,没有什么类似灵丹妙药的答案,那些给出灵丹妙药的人,可能就是假先知。第二,我们总会面对选择困境,但未必就直接走向决断论。思想的清明,首先意味着清醒地认清你自己和自己的处境。

但“清明”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知道,理性化和理知化已经让世界袪除了迷魅,在这种现代境况下,学术探索无法论证人们应当皈依哪一种宗教、信奉什么样的终极价值,这就是韦伯讲的“诸神之争”的局面:人们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学术对此无法做出高低对错的裁决。

那什么叫清醒的认识呢?因为每个人的自我和处境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个别化、差异化的理解,这里没有公式,没有标准答案。但阅读、思考、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教训仍然很重要,对自己做出恰当的选择是非常有帮助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选择不是武断任意的。但同时,选择总是有风险,有不可控制的预期。思想的清明或者说智性的成熟,对我们非常有价值,但无法担保后果的,更不用说成功了,这是我们现代世界的特点。这个处境是困难的,但也有积极的方面。如果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普遍有效的公式可循,有一个确定无疑的标准答案,我们的生活会美好吗?那就太乏味了!所以,我宁愿生活在一个有风险的现代世界,有的时候困惑、有的时候迷茫,但也有探索和惊奇的感受。现代生活就是这样,既迷茫又迷人。给定所有的标准答案,人就像机器一样按照程序运转,这是对人性非常不友善的生活。其实,很难论证现代生活比古代生活更好,或者相反。但我们已经是现代人了,没有办法逆转自然的客观化或者世界的祛魅。这已经成为现代人底层记忆的核心部分,没办法遗忘。因为遗忘是意志不可为之事。我们已经是现代人了,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

但韦伯认为,学术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旦你选择了某种立场,你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达成自己选定的目标,你如何才不会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与愿违;学术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恰恰因为立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讲的“自我的清明”。

问:
刘老师您好!我读过韦伯的《以政治为志业》,他在那里面说,从事政治一定要有激情、责任感以及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当时我想可能对于学术而言也需要这样一些特质。但是听你说完之后,对学术的那种燃烧的激情好像被浇灭掉了。再回来说,做学术它是否也有某种责任感?

具备这种清明,我们才能在“内心上一致”,形成完整的人格。学术无法解除我们抉择的负担,无法代替我们承受抉择的责任和危险,但提供了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可能结果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学术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限,但韦伯相信,在除魅之后的世界里,“启人清明并唤醒其责任感”的事业仍然弥足珍贵,值得当作“志业”去追求。

刘擎:韦伯的这两篇演讲有一个并行结构的。在政治家和学者都需要有对志业的激情。学者的激情不是自我沉湎,而是类似于宗教的投身奉献的激情。今天的讲座可能对你泼了冷水,但那是韦伯的问题,是他要告诫年轻学人,学术的道路非常艰难。你的激情就此熄灭了吗?但我是这样看的,能够被冷水浇灭的激情,那不是真正的激情。这就是我刚才我说的,真正的英雄主义只有一种,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仍然保持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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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激情与责任感不是分离的,激情恰恰需要体现为责任。做一个学者应当担负什么责任呢?首先是智识诚实,要说出真相,有时候真相是令人尴尬的,所谓“inconvenient
truth”。比如说一个环境学家,揭示我们面临的生态危机有多严重,这可能会得罪一些以环保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产业,会遭到别人的攻击。在任何环境中都有些不方便言说的话题,如果你不能说出真相,那也不要去说假话,不要去编制精巧的谎言。这时候保持沉默,这可能是一个底线的伦理责任。

4.信念与责任:政治家的品质与成熟

韦伯特别在志业演讲的时候说过,不要在教室里做煽动性的讲话、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倾向强加给学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实际上我们很难回避自己的价值倾向,我们都可能陷入评价。怎么办呢?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价值中立”这种说法,但接近价值中立的方式,不是说我要忘掉自己的价值,相反,你要时刻对自己的价值立场有自觉的意识,对此保持警觉,而且你要想象与自己价值立场不同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会怎么说,你甚至要尽可能把不同观点的最好论述表达出来。对不同的价值立场及其观点保持足够反思距离,这是通向所谓价值中立的方式。严肃的学者是直面论辩对手最强有力的观点,而不是攻击其最薄弱的地方,我认为这也是学术伦理的一项要求。

韦伯两次演讲的时间相距十四个月,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一次演讲是在1917年11月,当时一战还未结束,德国在战场上还有相当的优势,而第二次演讲发表在1919年1月28日,德国已经在两个月之前宣布投降,以战败而告终。

问:
我想说的可能算不上提问,更像是听这个讲座的一个感想。我在复旦大学博士,2017年毕业了,答辩也顺利通过了,但是因为论文还没发,博士学位证现在还扣着,可能没有机会找到一个学术职位。从现实层面来讲,学术这条路对我来说已经走不通了。追求学术可能是自己内心里的追求,也许先找一份其他工作来谋生,将学术作为业余生活。跑过来听这个讲座,是因为确实韦伯志业演讲对我影响很深,也是因为要面对的现实问题的纠结、彷徨、复杂的局面。要发表两篇论文很难吗?可能没有那么难,也没那么简单。那我怎么办?回到这个讲座,任何选择后果自负!

韦伯本人对《政治作为志业》的演讲不太满意,后来讲稿发表时做了很多补充和修改。这次演讲涉及了相当广泛的议题,其中许多论点,比如“国家是垄断合法暴力的组织”的定义,以及对统治的三种正当性类型的划分,后来都成为二十世纪政治学科的核心主题。

刘擎:其实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的确,现在有些学术考评制度过于机械刻板,这是对年轻学人不够友好的环境。那么,是不是还要在学院体制里谋求职位?你已经说了,走什么样的道路是你自己的选择。但韦伯还有一个见解可能对我们有启发。他区分了政治从业者的不同类型,所谓“为政治生活”与“靠政治生活”的人。我想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有些人进入学院体制,并不是以学术为志业,而只是寻求一个谋生的手段,他们是“靠学术生活”的人。而“为学术生活”的人,未必要在学院体制内谋职,当然这会带来许多不便。我想说,无论你选择什么职业,你有过一段专业的学术生涯,而保持对学术探索和思考的兴趣,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使你受益的。其实韦伯这样伟大的学者,他自己一生真正在大学就职的时间也没有多少年,在很多时候他是一名体制外学者,是独立研究者。

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其中一个主题,就是韦伯对于政治家的论述。在现代世界,一个政治家需要具备哪些重要的品质?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才是理想的政治家?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亲近学术,把学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谋生方式,这里面肯定你付出了很多代价,这些代价你知道且清楚。到最后呢,你刚才那个说法听上去是释然了,“无论如何,当初是我自己选择”。每个人为了自己生命留下的印迹承担责任,这是韦伯意义上踏实的英雄主义。

首先需要注意韦伯做出的一些类型区分。从事政治活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依靠政治而活”,指从政只是其谋生的手段,政治只有工具意义而没有内在价值。在韦伯心目中,靠政治而生存的人不能算真正的政治家。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是另一种类型,韦伯称为“为了政治而活”,他们从事政治是听从使命的“召唤”,是将政治作为“志业”的人。

萧老师:这是一场真正的学术对话,刘擎老师用韦伯的话,其实也表达了我们这代知识分子要对同学们说的话。我们面临的世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追求理想很难确保一定会实现,你要对你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为学从政,从事各种行业,都是这样。所有知名的学者,背后都有人们看不见的艰辛努力。所以你要是想成就一番事业,你就给我忍了,没别的路。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相应地,韦伯还区分了官僚与政治家。官僚就是政治系统中的行政官员,公务人员或者“官吏”。官僚的首要职责是服从上司,严格遵守纪律,最重要的特点是“专业化”抑制“个人化”。他们对于工作本身没有好恶感,没有个人信念,或者说,必须克制甚至消除个人化的感情、立场与党派倾向,保持中立,做到不偏不倚,他们只对规则和指令负责,不用考虑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也不用对政治大局和最终结果负责。

刘老师:我非常开心高兴,今天下午来和大家分享。

极端地说,官僚系统的最佳状态,就是一部高效率的运转良好的机器,它是没有“灵魂”的,这也是理性化时代对现代政治的塑造结果。而政治家则不同,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尤其是韦伯说的“政治领袖”,具有鲜明的“好恶感”,他们有明确的信念和立场,必须对政治行动的最终结果负责,而且责无旁贷。

萧老师:最后按照惯例,我代表全体同学,要对讲课老师鞠躬致谢

虽然韦伯没有做明确的对应,我们有理由相信,官僚多半是“靠政治而活”,而政治家是“为政治而活”。政治家必须引领官僚系统,为其“注入灵魂”,才能在政治事业上有所作为。

韦伯认为,在官僚体制日益庞大的现代国家中,政治的外部条件不利于产生那种有志向、有立场的志业政治家。那么“为政治而活”的人尤其依赖于其内在品质。在他看来,政治家在人格上应当具备有三种品质: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

首先,热情似乎比较好理解,将政治作为志业的政治家,是出于信念、为了理想投身于政治活动,当然会有强烈的情感。但韦伯对政治家的热情做出了精微的辨析。

他强调指出,强健的政治热情是一种坚忍不拔的激情,一种在坚定信念支持下的勇敢无畏、从容不迫,而不是那种心血来潮的狂热,或者,夸夸其谈的“煽情”(sensation)。韦伯将这种空洞的热情称为无用的“亢奋”。“亢奋”只是演员的热情,在政治上是虚弱的。

第二,判断力是政治家极为重要的品格。韦伯强调,政治是复杂、多变和危险的实践活动,容易让人迷惑,所以他多次将政治比作魔鬼。从事政治的人是跟魔鬼打交道的人,很容易走火入魔。

因此,政治家必须具备卓越的判断力,对复杂的局面和形势,既要有深入其中、抵达内在理解的能力,又要有抽身而出、拉开距离、冷眼旁观的能力。政治家需要清醒的审时度势,保持良好的分寸感,这是相当难得的品质。政治的判断力与热情也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失去了良好的判断力,政治热情很容易蜕变为无用的“亢奋”。

第三,政治家还必须具备健全的责任感。这听上去是浅显的道理,像是老生常谈,但深究起来却相当复杂。政治家要对什么负责?怎么做才算是负责?在韦伯看来,所谓担当责任是一种伦理要求,但政治家经常会面对两种不同的伦理要求,分别称为“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

简单地说,心志伦理要求遵循自己信奉的理想原则去行动,不计后果,不论成败,无条件地忠实于原则的纯洁性。而责任伦理的要求则不同,需要行动者格外关注后果。政治是具有后果的实践行动,而且后果往往影响重大,所以遵从责任伦理的要求,对可能的后果深思熟虑并担负责任,就变得尤为重要。

但是,“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这两种原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演讲中,韦伯一方面主张这两种原则“在根本上互异,同时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他又明确指出,“这并不是说心志伦理就是不负责,也不是说责任伦理便无视于心志和信念”,后来又说到,这两种原则“不是两极相对立,而是互补相成”。

也许,韦伯期望政治家能兼顾这两种伦理要求,但又提醒必须认识到这两者之间存在深刻的冲突。实际上,对于“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的确切涵义、彼此之间的区分和关联,构成了韦伯研究中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难题。在这里,我们暂时撇开复杂的学术争论,来把握韦伯论述中一个相当明确的倾向,那就是尖锐批判对心志伦理的片面执着,这关乎他心目中政治成熟的标准。

在当时的德国,有许多标举心志伦理的政治人物,韦伯对他们持有强烈的质疑和批评。首先,固执于心志伦理的人,一味追求让“纯洁的意念之火”常存不熄,他们相信善良的意愿最终会导致好的后果。但韦伯指出,在政治领域中这种想法是极为幼稚的,真实的情况往往相反,不理解这一点的人,被他称作“政治婴儿”。

其次,这不仅幼稚而且危险。政治权力往往涉及暴力的使用,遵从心志伦理的人,就逻辑而言,应当拒绝任何不道德的手段来实现理想。但在现实政治中,那些心志伦理的信徒恰恰相反,他们往往呼吁“最后一次”使用暴力来终结暴力,获得永久的和平。但这种妄想实际上造成了更持久、更恶性的暴力冲突,造成了更大的政治灾难。

遵循责任伦理的政治家极为重视行动的后果,这当然并非易事。重要的挑战在于,政治行动的后果往往不会让所有人皆大欢喜,那么什么算是好的后果,判断的标准何在?如果一项政治举措,能大大提升国家实力,但同时会严重损害个人自由,这算不算好的结果?

对此,韦伯没有给出实质性的回答,因为各种政治理想之间的分歧,也处在“诸神之争”的现代困境之中,很难做出理性的裁决。然而,韦伯有一个判断标准是明确的,那就是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

无论你信仰什么,理想的目标是什么,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应当符合最初所意愿的目标,而不是事与愿违。如果你的意愿是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但结果却是普遍的奴役;如果意愿是人人平等,结果却是等级分化严重、贫富不均悬殊;如果意愿是一个道德纯洁的社会,结果却是伪善和腐败的蔓延;如果意愿是安全与稳定,结果却是人人自危和动荡不安——那么,你作为政治家就是不合格的。

以这个标准来看,恰恰是那些心志伦理的信徒最为失败,他们怀有崇高的意愿,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失败之后也常常推脱责任,怨天尤人,这就是韦伯所称的“政治婴儿”。

韦伯说,“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成熟的政治家需要同时具备热情、判断力和责任感这三种素质。虽然成熟的政治家也并不能确保事业的成功。

但是,在信念的激励下尽己所能,清醒判断、审慎行动,最大限度地达成符合意愿的后果,那么即便失败,最终也能问心无愧,值得尊敬。所以韦伯说:“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负有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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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决的难题:现代困境与韦伯的精神气质

韦伯的两次志业演讲,发表在他生命最后的两三年之间,可以说是其一生思想的缩影。当时有学者评论说,这是“长久酝酿斟酌的思考,以爆炸性的力量当场成篇”的演讲。但这种力量带来的冲击与震撼,既发人深省,又让人惶恐,因为韦伯揭示了现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可以称为“知识与信仰的分裂”,这是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难题。

在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界反复探讨、争论不息的许多主题,包括现代人的心灵危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政治决断论,以及极权主义的起源等等,都与这个重大难题密切相关。

真善美统一性的瓦解,是韦伯在演讲时谈到的一个要点。学术知识的目标是求真,就是发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事实真相。但在西方传统的观念中,真善美是一个和谐整体,发现了事实真相,也就能确立伦理道德的标准,由此分辨好坏对错,而且还能够确定美的本质,从而得以鉴别美与丑。

但是现代学术的发展表明,真是一种事实判断,善或美都是价值判断,三者背后没有统一的依据。韦伯在演讲中谈到,“一旦学者引进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于事实的完整了解,即不复存在”。

这意味着韦伯认同苏格兰哲学家休谟的观点,事实与价值属于两种不同的问题领域,前者是“实然”问题,关乎“实际上是什么”,而后者是“应然”问题,判断“应当是什么”,实然与应然之间有没有逻辑的统一性。

韦伯在演讲中说到,善的事物不一定是美的,而且恰恰因为不善才成为美。他举的一个例子是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恶的东西竟然可以绽放出美的花朵,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如果你经常去博物馆,熟悉千姿百态的“现代派”作品,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了。

真善美是人类重要的三个精神领域,这三者之间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没有同样的理性基础,这种统一性的瓦解,被当代德国的大哲学家哈贝马斯称作“人类精神总体性的分裂”,造成现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

现代的困境体现在什么方面呢?这关乎生命的意义问题。我们在前面讨论过,在古代世界中,人们将自己的生命嵌入在整体的宇宙秩序之中,与神意或天道之类的“超验存在”密切相联,由此确立生命的意义。

但经过现代的转变之后,宇宙秩序被祛除了迷魅,只剩下物理学意义上的因果规律,不再蕴含任何神秘的目的和意义。现代人失去以往安身立命的根基,而又无法依靠现代科学来重建意义的基础。

韦伯在演讲中专门指出,所有价值判断最终都依赖于某种前提预设,而预设本身是科学无法证明的。比如,说科学具有“值得作为志业”的价值,这种说法本身是一个预设,无法用科学来证明。

至于说“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或者说“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是有意义的”,那就更不可能证明了,韦伯说“科学不寻求这类问题的答案”。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理知化的科学知识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陈述,而无法回答人应当怎样生活这样的价值判断问题。

这就是“知识与信仰的分裂”,由此造成的困境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个人层面上,是所谓“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人应当信奉什么、应当怎样生活,最终只能依赖个人的主观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

正如韦伯所言,“个人必须自己决定,对他来说,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现代人拥有自由选择信仰和理想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我们可能变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选择,或者采取所谓“决断论”的立场,听凭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断然抉择。

在政治层面上,现代社会面临着多元价值冲突的挑战。由于信仰无法获得理性的客观根据,人们信奉的终极价值多种多样,而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通过知识或理性辩论来解决,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间永恒的斗争”。

如何拯救现代人的心灵危机?如何克服现代社会多元主义的挑战?这些问题在二十世纪引发了学术界和思想界经久不息的热烈辩论。有人呼吁复兴宗教、回归传统,有人主张重返“古典理性主义”,试图为信仰和价值奠定新的基础。

对于这些努力,韦伯大概会不以为然。因为他深信,世界的除魅是难以逆转的现代变迁,而现代科学或学术在根本意义上无法为宗教信仰辩护,无法解决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这超出学术的有效性边界。跨越这种边界的僭越,都可能是对“智性的诚实”的背叛。

那么,韦伯自己会如何应对现代的困境?他当然明白在世界除魅之后个人与社会生活会面临何等艰巨的挑战,因此他的冷峻言说时常带有悲观的色彩。但韦伯相信,逃避或掩饰现代的困境是精神上的虚弱,我们必须接受这种“萧瑟命运”。

他信奉尼采的名言,“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强度的检验”。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韦伯将如何面对艰难的抉择?他是一个决断论者吗?

在某种意义上韦伯具有决断论的倾向,因为他相信终极价值没有坚如磐石的理性基础,“诸神之争”无法依据理性判断做出裁决,正因如此,个人要为自己选择的人生信仰负责,政治家要为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而且无可推脱,责无旁贷。担负这种沉重的责任,需要强健的精神意志,一种英雄主义的品格。

但在另一个意义上,韦伯又显示出抵御决断论的倾向。韦伯承认主观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观”并不等同于“任意”或“武断”,学术滋养的“思想的清明”在此能够发挥不可忽略的作用。

学习神学知识会有益于个人选择和实践宗教信仰,理解政治学原理也必定有助于政治家的判断和决定,虽然知识终究无法代替最终的信念选择或政治决定,但抉择却因此不再是单纯的随心所欲,负责也不只是意气用事。

韦伯以自己一生对学术的奉献,抵达了思想清明的最高境界。于是,健全的心智结合强劲的英雄品格,构成了韦伯独有的精神气质。正如哲学家雅思贝斯所描述那样,韦伯不必诉诸幻觉,就能将自己内心的极度紧张与外部生活的多种矛盾,综合在统一的状态之中,保持精神上的宁静。他称韦伯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德国人”。

(这篇导读源自“得到”APP订阅专栏《刘苏里·名家大课》,已获得授权并经作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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